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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2日地震發(fā)生時，我在四川樂山，與我的兩個哥哥、姐姐相聚。我們住5樓，雖然事后知道樂山比較安全，但當時震感很強，大鏡子等震落在地，摔得一地碎渣，樓房晃動很厲害，幾乎站不穩(wěn)，墻壁發(fā)出“軋軋”聲，似乎馬上要垮塌。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—平武地震時，我在成都，1999年9月21日臺灣地震時，我正巧在臺北“中央研究院”作學術訪問，經歷過兩次大地震，比較有經驗。把我體弱有病的姐夫扶下樓后，我急忙招呼聚集在樓下的人們轉移到空曠的地方。后來，我出主意，和家人在外面的平房中過了幾天。
因為相對而言有經驗，我一直力圖冷靜、密切地注視有關方面組織、應對地震的措施，我感到，中央一級做得較好，而其他方面缺陷甚大(當然與經驗和物質條件有關)。我覺得，應該有更完備的抗震機制，尤其在信息的收集、傳遞、分析和發(fā)布方面。
我想，只有像我這樣年齡，了解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人，才知道我們今天在抗震救災中進步有多大。我清晰地記得，1976年發(fā)生死亡破24萬多人的唐山大地震后，“四人幫”把持的中央仍然把“批鄧，反擊右傾翻案風”當成全國最大的事情，認為抓抗震就是不抓階級斗爭。當時抗震既沒有經驗，更是主張依靠政治覺悟，否定技術的作用，解放軍戰(zhàn)士赤手在廢墟中刨，人還沒有刨出來，雙手已經鮮血淋漓。在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中，天災和人禍結合在一起肆虐，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難。
這次汶川地震，破壞力與唐山地震相當，但整個抗災過程，特別是抗災的理念，與1976年唐山地震時完全不同。那時是政治運動第一，這次是抗震救災第一；那時是階級斗爭第一，這次是以人為本；那時是拒絕一切外部援助，這次是接受并歡迎援助，那時是實行新聞封鎖，地震沒幾天就把輿論和注意力轉移到“路線斗爭”上，這次是讓人民了解災情，動員一切力量抗災。
天災無情，造成極其巨大的破壞和損失，但也激發(fā)和凝聚了我們的力量。平時，我們往往看到生活中不盡如人意的方面，比如人們冷漠、向錢看，等等，但是，當災難來臨時，我們看到了那么感人的英勇行為和獻身精神，平時默默無聞的人，為自己生計奔忙的人一下子振奮起來，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抗災斗爭，或者不聲不響地通過捐錢、獻血等方式作出奉獻。
這種深深埋藏在我們民族之中的偉大力量，我從5月12日起就感受到了，正是在巨大的災難面前，我們更愛自己的同胞和祖國，看到了希望。
災難還沒有過去，傷亡數字還會增加，但這一切嚇不倒我們，戰(zhàn)勝了空前災難的中國人將在災難的考驗中成熟，大踏步前進。(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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